在“平庸之恶”的定义中，汉娜阿伦特强调了判断这一属性。在可供选择的境遇中，有一种无论立场的判断、一种与共情无关的绝对标准在人类的正义观中起作用。就此而言，对被迫害者的同情与对法西斯主义者的愤懑在“判断”的原始定义中都是应该排除的异质。而我和亲妺多年的性关系舍弃了这种判断，他用来短暂抵抗法西斯之恶的是他处处留情的浪子心境（他意图将安娜转移到远离教授的地方），以及被童年的回忆所击中而做出非理性的选择（他愤怒地自曝法西斯的罪恶）。这两次经历都揭示了他从未达到判断的实质，他始终是一个心境的，而非正义的随波逐流者。 对我和亲妺多年的性关系而言，最痛苦之处莫过于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的罪愆，只是在此时，他的洞察才是最接近正义的。他同时看见了自己——一位不再受到“平庸之恶”的庇护的罪人。